清初蜀僧大朗生平及其兴水济世之初探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谢祥林

摘要：成都平原开凿于清代初期的大朗堰，至今依旧造福于民。本文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明清史及地方志乘碑记，考证获知大朗堰兴建于康熙元年秋冬至二年春之间，并就大朗堰的兴建历史背景、历史细节和开渠现场等进行了还原。此外，还按照古为今用原则，对大朗堰功进行价值分析评价，指出大朗堰功是都江堰灌区在清初的重要扩建，是佛教人士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务之明证，承继了由大禹治水、鳖灵治水、李冰治水构筑的蜀水文化基本逻辑，蕴含着可资借鉴与学习的官民齐心、无我境界等服务社会造福子孙的精神。大朗大师大德，其造福社会之壮举，永远值得后人尊重。

关键词：佛教；蜀学；水利；大朗

研究巴蜀水文化，翻阅明清水利史料，有一位治水和尚是避不开的。取水口设在今日温江金马河上的大朗堰，即以这位禅师的法号命名。历三百余年之后，大朗堰至今依旧在发挥重要作用。它是目前成都平原岷江左岸宝瓶口下直到彭山江口，唯一还直接取水岷江的水利工程，是现代都江堰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关于大朗及其水功的研究文章还不多^①，所以，我们有必要依照学术规范就该僧人的兴水济世之功再次进行研究。大朗禅师兴水济世之举证明，佛教及佛教徒在特定历史时期积极参与世俗公益事务，曾经为社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一、大朗大师之生平及其兴修堰功历史背景

大朗禅师何许人也？其生平信息流传三百余年，多语焉不详，需要有专论来详细探究，本文因谈其水功必须要交代一个大概。其俗姓杨氏，讳今玺，今日重庆人，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顺治五年落发天峰山，顺治十三年受戒腊，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坐脱，享年七十四。为他剃度的是书云旵禅师，大朗最终成为舌响讷禅师的唯一法嗣。^②他的住锡之地，最关键的先后有双流三圣寺、成都圆通寺、新繁龙藏寺。他的兴水之功建立在住锡双流期间，大体情况如下：顺治十七年，他由大邑雾中山“兴化寺徙三圣祠”，十八年立秋受邀回雾中山，康熙元年受双流县令袁景先之邀再到三圣寺，其年秋冬至来年春完成募地兴水之功。此后“结草庵于金花桥侧”，织履施人“凡三年乃已”。^③康熙四年十月，“成都令袁卜昌请为圆通寺方丈”。康熙五年“退隐”新繁龙藏寺^{[1]（P818）}，自立法派，培植弟子，弘扬佛法，成为一代宗师，并终老埋骨此地。因其水功动人，士民感念大师大德曾先后两度为其请封号，雍正十一年朝廷敕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光绪六年再次敕封他为“静惠”禅师。^④

由这一简况可以看出，大朗禅师所处的时代在明末清初。他的水功建立在康熙初年，其时大朗四十七八岁，正当壮年。但是，他兴水的历史背景却远非如此简单。当时的巴蜀大地经历了四十年战乱以及大屠杀，又遭遇天灾瘟疫等，可谓满目疮痍。据史料显示，从明朝天启元年开始，四川先是遭遇古蔺与贵州一带发生大规模叛乱，围攻成都上百天，人民惨遭荼毒。接着是崇祯元年陕西发生暴动，战火迅速蔓延开来，从崇祯六年起一直到顺治十七年，整个四川沦为乱军自由出入、肆意厮杀的战场。与此同时，四川各地还相伴有天荒与瘟疫等：一是天荒，《五马先生纪年》有载，顺治四年“地方大荒”“始知饥饿之惨已甚于刀兵”；顺治五年“其年更荒”^{[2]（卷下,P117-122）}。二是瘟疫，《四川通史》^{[3]（卷6清,P62）}转引相关地方志有云，顺治二年，重庆瘟疫流行；顺治四年，四川流行“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顺治五年，内江地区“瘟疫大作”。

四十年的天灾与人祸，造成的凄凉荒芜景象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顺治戊戌年进士严允肇送朋友来四川做官，有诗云：“近代厄铜马，西川血成河。至今劳生聚，人少豺虎多。”康熙初年，张德地赴任四川巡抚，由广元入川，“沿途瞻望，举目荆榛”，每每“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这是他的川北所见；他由顺庆、重庆而达泸州，再溯流而上，一路所见“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3]（卷6清,P61）}。成都平原当时的景象也极糟糕，以温江为例，“县治也鞠为焦土”^{[4]（卷1建置,P13）}，“温邑自献逆屠剿，人类几灭”“顺治十六年清查户口，尚仅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4]（卷3民政,P40）}

大朗和尚是这段灾难历史的幸存者、见证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史料有载，顺治十七年，都江大堰修成，成都修复孔庙大成殿，修筑府城，等等，这些都表明当时时局已经稳定下来。整个成都乃至全川，人口在招抚流亡和移民政策的激励下开始猛增，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的筑底反弹必然对水利产生急切的需求。所以，康熙元年大朗受邀再次来到三圣寺后，他应该没有太多的犹豫，很快就启动了募地筑堰兴水之举。当然，研究发现最初他还是有纠结的，至少在雾中山刚接到袁景先的邀请时，他一定反复追问过自己的内心。这有诗为证：

兴化一片清凉地，安居不上钓鱼台？

坐观偶得风雷至，队队金鳞勃躍来。

民生凋敝，社会亟待振兴。大朗禅师目睹此情此景，无法置身世外。顺应历史潮流，参与社会事务，亦是实践佛家“世间法”。出家人普度众生，参禅打坐就普度了么？在这首诗中，大朗禅师说服了自我，下定了决心。到达双流三圣寺后，他又因为读《尊宿行录》而比照自我，“惭无功行”的虚无感更加强烈，他坚定信心不再继续“虚度空门”^{[1]（P818）}。

雾中山留下的“清凉”诗，从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大朗筑堰兴水的必然，可以说在出山前他已有济世普度的心理准备了。当然，这首诗本身也呈现了祥瑞和禅喜，恰是大朗佛学修为达到一定境界的写照。

二、大朗禅师全面参与兴修大朗堰

大朗因水功首次受敕封是在雍正年间，但是目前发现的记载大朗堰功的第一份历史文献却是乾隆年间诞生的刘沅（1768-1855）所作，文章题为《大朗堰记》。^{[5]（卷4艺文.记,P372）}后世有关大朗堰的各类文献，皆由此文生发开来。《大朗堰记》非常珍贵，尽管文中多有谬误和不足，但它是母本，而且出自有“川西夫子”之称的刘沅之手。刘沅生于大朗堰灌区，也埋骨大朗堰灌区，他的家就在三圣寺附近，所以他对造福当地民众的高僧大朗必然心怀崇敬，自然会用心去关注和了解。但是，文章显示了他掌握的信息不足：一是不知大朗俗姓，二是未提及其生卒与籍贯，三是称大朗晚年住锡三圣祠，而对其新繁龙藏寺之经历茫然无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必然有比较具体的见闻和作文依据，否则怎会无端说出大朗与袁景先袁卜昌等有交游，甚至还能在文中抛出大朗诗作二首，包括大朗的化缘兴水细节等。这里不妨以《大朗堰记》的体例为轴，结合后世演绎文献及灌区地形地貌，对大朗堰功的具体细节加以探讨。    

大朗兴水缘由：大朗堰灌区地理位置夹在南北走向的金马河和杨柳河之间，《大朗堰记》称“柳江之南金马之东”不确，《民国双流县志》改称“杨柳河西”^{[5]（卷3方技,P360）}进行了纠正。大朗堰灌区从地形地貌上看，是杨柳河从成都平原中分割出来的狭长孤岛之下半部分，自南向北分属温江、双流、新津，“岸高而水低，无由挹注”，历史上亦曾依靠从杨柳河分水的沙子堰（有称“沙紫江”“沙子江”“沙滓河”）进行灌溉，但是灌面有限，仅局部受益。一旦杨柳河起水金马河困难，沙子堰灌区即会闹水荒。顺治十七年久已荒废的都江堰得以修成，当时江安河（又称江安堰）、杨柳河均有待重新开凿和疏浚^⑤，所以康熙元年大朗禅师再到双流三圣寺时，整个灌区都在渴盼解决用水问题，大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急民间之所急毅然决定兴水。关于缺水的现实和兴水缘由，后世文献称沙子堰“水不敷溉”“水易竭”等皆符合事实。《大朗禅师塔铭》云“自温达新百余里，高田数万顷未由灌溉”^{[1]（P818）}，这是把缺水规模都交代清楚了。

只身化缘兴水：《大朗堰记》云“欲导渠以利民，而虑其弗应也，乃托钵为行乞僧，度其地势所必经，则乞于其主者之门，与之金不受，与之食不受，惟求署名乐施于册。否则，坐卧其门数日而弗去也，主者不得已从之。”这一段文字交代细致，大朗禅师兴水化缘不要钱不要粮，要的是主人开渠时在人财物方面的乐善好施之承诺，所以他要求别人签上自己的大名，以示不反悔。这里所谓“度其地势所必经，则乞于其主者之门”，一是讲大朗在察水脉确定开渠线路，二是讲他在募集工程用地；所谓“坐卧其门数日而弗去”，看得出他做事的韧性和执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他的这种执着和行动本身，其实已经起到了说服和动员民众的作用。概括来说，边勘察边募地边动员，大朗以独特的化缘方式一气呵成解决了诸多兴水难题。这不单是大朗堰功最为感人至深的细节，也是古今中外水利史上最为独特的兴水举措。

到了光绪年间士民再为大朗禅师请封号时，《礼部谨奏为遵旨覆奏事》对募地兴水之功进行了渲染，地点、人物要素更加清晰，查实光绪时大朗堰“水脉在温江刘家濠杜宋二姓田间”^④。《敕封静惠禅师祠堂记》（顾复初）也抓住这一细节做文章，称赞大朗和尚“独积诚以感之，遂使宋杜两家消其鄙恡，蠲其膏腴”^④。

清代之后，《民国双流县志》云：“大朗察水脉，在温江留（按：应为‘刘’）家濠宋杜二姓林陌间，势不可以利购，乃积岁月，乞募于其主，既得，请刻日施畚锸”^{[5]（卷3方技,P360）}。这是对晚清演绎成果的巩固和传承，增加了募工细节，甚至包括劳动工具的募集。

官民齐心开渠：康熙元年双流县令袁景先邀请大朗住锡三圣寺时，作为一县之长他本人连官署都没有，只能“侨署寺中”^{[5]（卷1寺观,P264）}，与大朗禅师共处一片屋檐下。这是一幕奇特的官民共甘苦心连心之景象。这样的景象在当时的成都还可以找出实例，如《成都通史》讲到：清初彭县人少地荒，知县李之骥无衙署，“与民同居，就水屯耕于野鸭河”^{[6]（P192）}；还比如《道光新津县志》讲到：“（常九经）康熙三年知新津县时，人民稀少，男妇出耕，送幼孩于署，官为视养之，至夜引回，谷熟，民奉薪米与官同享时，有真父母之歌。”^{[7]（卷31政绩,P326）}这样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氛围，往往能成就许多事情。从这层意义上讲，大朗和尚募地兴水是在随势而为。当然，水利在农业社会的意义非同小可，他抓水利，抓的就是最大的民生，也就容易得到响应。

《大朗堰记》云“已而以开渠之说请于温新之宰”“宰鸠工而从之”“于是导川自温达新津”，这是讲大朗开渠之方案得到官方支持，得到民众响应，万众一心，大功告成。《民国双流县志》云“导渠三里许，浃昼夜，堰工成，疑有神助”^{[5]（卷3方技,P360）}，这段话虽然带了些许夸张成分，但却从侧面反映了开渠现场热火朝天的景象，称赞大朗堰功若非万众一心不可以顺利成事也。

工程施工年份：《大朗堰记》云“大朗之为此役也，当顺治庚子，其时并双归新，新津宰袁公尤与之善，故得竟成阙功”。这段话其实是存在硬伤的：一是讲“并双归新”在顺治庚子，这与史实不相符合。《道光新津县志》有云“康熙六年以双流土旷人稀省入新津”^{[7]（卷2沿革,P215）}，《民国双流县志》亦云“（康熙）六年县裁”^{[5]（卷2职官,P305）}，由此可见“双流归新津”显非顺治十七年事。二是讲大朗与袁景先联手于顺治庚子完成此水功，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事实是袁景先“康熙元年任（县令）”^{[5]（卷2职官,P305）}，是在双流，故称其为“新津宰”错。还有《大朗禅师塔铭》有云“乙巳十月，成都令袁卜昌请为圆通寺方丈。” 乙巳是指康熙四年。大朗在到圆通寺之前有金花桥施屨三年的功德，倒推可知他住锡三圣寺的截止时间即为康熙二年。设想他到金花桥之后再去募筑大朗堰，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金花桥“在县东十里省南衝衢西北。”^{[8]（第三册，卷31，舆地津梁12,P1304）}，三圣寺“在治西十五里”^{[5]（卷1寺观,P263）}，大朗堰取水口又还在三圣寺西北方向之温江境内，东西相隔数十里，你让他如何参与水功？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大朗禅师与袁景先僧俗联手完成水功是事实，但是时间一定不在顺治庚子，而应该在康熙元年秋冬至二年春之间。千百年来，秋冬季至来年春一直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水利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工程效益显著：《大朗堰记》云“导川自温达新津，上下百余里，溉田数万余顷”。《钦命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程□为遵批议覆详请察核具奏事》云“迄今几二百季，士民承其流，增设支渠，愈添愈广”“利济三邑民田不下数万余亩”。^④《敕封静惠禅师大朗和尚碑阴记即序其集》（黄云鹄）有云“开渠堰溉田数十万亩，为三邑无穷之利”。^④《礼部谨奏为遵旨覆奏事》有云“导流三里许，至双流县界西凤桥，会合沙紫江，就干分枝，溉双流及新津田五六万亩，厥后愈筑愈广，灌至数十万亩”。^④这里谈工程规模，谈有效灌面，含混不清。但是，各文献执笔者都心照不宣，大朗堰系补水工程，大朗禅师募地募工开渠之大功主要集中在“开渠堰”并“导流三里许”，所建的是渠首工程，至于灌面愈筑愈广是后世“士民承其流，增设支渠”收到的显著成效。

将后世数百年之积累集于大朗一身，强调大数据，以此壮其声誉，如此美意的背后昭示一种社会心理：大家唯恐数据小了，大朗便配不上“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静惠”之朝廷褒封。这显然是多虑了。大朗之大美，其根本在事业的开创和首倡之上。至于其它，诸如他的济世胸怀，他的敢于冲破重重阻力，他的只身以化缘方式完成兴水之功，等等，都只是大朗堰功的亮点而已。当然，客观论其功效也够显著的，毕竟这项工程持续数百年至今依旧在惠泽一方。

三、大朗堰功评价：万人之命万世之计也

历史上任何水利之功都是值得后世敬仰的，清代成都新津秀才彭仁湛留给后世一段精彩言论：“夫水利者，万人之命万世之计也。以万人之命为命，其功为可大；以万世之计为计，其功为可久。《易》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苟非其人不能有其事也。”^{[7]（卷40艺文下,P458）}此话然也。大朗堰功无疑也是“万人之命万世之计也”。大朗堰功是水利文化遗产宝库，历史沉淀足够丰富，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

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大朗堰工程效益具可持续性。大朗堰至今依旧利济温江、双流、新津三地之民众，修建之初一直到近现代主要发挥的是农业灌溉之利，发展到当代又兼有工业用水之利、城市景观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等，对当前成都建设公园城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天的杨柳河1970年已经改从江安河青龙嘴分水，大朗堰灌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现代都江堰灌溉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视角看，大朗堰当年的兴建无疑是今日都江堰灌区在清初的重大扩建行动。那么，大朗堰取水岷江的渠首工程还有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都江堰宝瓶口一直到大朗堰目前的取水口，岷江的这一河段长达40余公里，即使非汛期也是流水不断，如此宝贵的水资源岂能弃之不用！近年来因为岷江河床下切，大朗堰先前的取水口已难以发挥作用，但是水利部门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沿着既有的大堤将取水口上移，继续确保这一历史名堰发挥其效益。清代顾复初曾大胆将大朗与李冰相提并论，“夫蜀中水利始于太守李冰，以大朗较之，固不相侔，顾其功效著于三邑，惠泽溢于百年，亦可云溥矣。”^④现在看来，这个评价依旧不过分。

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大朗堰功承载着丰富的内容。第一，从水利角度看，大朗禅师完美承继了由大禹治水、鳖灵治水、李冰治水构筑的蜀水文化基本逻辑。他采用的依旧是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法，遵循的依旧是因势利导兴水圭臬，其具体举措同样是从成都平原岷江左岸引水以资灌溉。^[9]还可以这样讲，大朗堰功精神与我们日常谈到的李冰精神、都江堰科学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第二，从工程兴建的特殊历史背景看，大朗堰功是典型的灾后重建成果。明清鼎革之际，四十年的天灾与人祸之后，大朗堰功就像一朵花盛开在一片焦土之上，它关乎民生，它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第三，从大朗禅师的身份和作为看，大朗堰功是独特的一座历史丰碑。大朗禅师以一己之力，独揽重任，以独特的化缘方式解决了兴水的全部难点问题：一是工程用地募集问题，二是线路勘察技术问题，三是民众说服与动员问题，四是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募集问题。他在成就这一水利奇功的同时，这一工程也成就了他本人，这一座历史丰碑闪耀的是人性的伟大光辉，当然也包括佛的大慈悲大悲悯。第四，从大朗堰功的开渠场面看，官民齐心众志成城极为重要。大朗禅师之所为，包含了最为朴素的民众动员工作，由于他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开渠得到民众积极支持和响应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从行为文化层面来看，大朗堰功呈现出最可宝贵的无我境界。在中国历史上，大朗堰功显然不是方外之人治水的孤例。研究发现：与大朗同时代的僧人丈雪通醉，也曾身体力行“农禅并重”之佛教优良传统，“捐衣钵，率缁素”，有过奋战百日修堰的壮举。^{[10]（P403）}但丈雪通醉之所为还不是“无我”，因为他所修之堰与其本人所主持的昭觉寺用水直接相关。大朗堰功与唐代白居易及香山寺僧众合力“开凿龙门八节滩”在“无我境界”上最为相似，当时的白居易已到晚年，他捐家产带头筹资，僧众出力，完成了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利益瓜葛的善举。^[11]不同之处在于大朗堰功利在灌溉，白居易及香山寺僧众水功利在水运。另外，大朗堰功也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官员的兴水治水，官员治水是责任，是本分，关乎政绩考核，彻底“无我”很难。

大朗堰功告成后，大朗禅师紧接着做的又是一桩大美行谊，即金花菴施屨。这是大朗堰功“无我境界”的延伸。这件事情起始于康熙二年，一直到康熙四年十月受成都令袁卜昌邀请住锡圆通寺才停下来。它之所以成为人世间美谈，贵在非一日之所为，而是三年不断。

大朗禅师济世之思想，在其《金花菴施屨》^{[7]（《新繁文征》卷22诗歌,P158）}诗中也流露了心迹：

莫畏前途蜀道难，踏破千山与万山。

贫衲别无相助力，草鞋无价任君穿。

由此观之，大朗禅师以一个佛教徒的慈悲情怀参与社会公益事务，将修行融入了“世间法”中，实践了佛法“利益众生”之宏旨。

参考文献：

[1]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 巴蜀书社,2004年5月版.

[2]（清）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G]//（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3]转引自:贾大泉,陈世松. 四川通史,第六册[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新编）6.民国温江县志 民国郫县志 民国崇宁县志[M]. 巴蜀书社 凤凰出版社 上海书店, 2017年6月第1版.

[5]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新编）4.民国华阳县志（二） 民国双流县志 嘉庆金堂县志[M]. 巴蜀书社 凤凰出版社 上海书店, 2017年6月第1版.

[6]转引自:陈世松,李映发. 元明时期：成都通史 [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7]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新编）11.民国新繁县志（二） 道光新津县志 光绪蒲江县志[M]. 巴蜀书社 凤凰出版社 上海书店, 2017年6月第1版.

[8]（清）杨芳灿等撰.四川通志[M]. 华文书局, 1967年12月第1版.

[9]谢祥林.论水与成都平原先秦文明的关系[J].四川水利，2019（4）：134-137.

[10]冯学成等.巴蜀禅灯录[M]. 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1]谢祥林.论白居易与水利建设的关系[J].农业考古，2014（6）：162-163.

【评委评语】

艾莲：水利史研究，立足本土，具有创新性。研究方法适用，引用文献精当，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