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贸区只是“全面开放新格局”初级阶段，赋权有限，难以适应“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战略要求，需要对标最自由、最开放的自由贸易港。顺应十九大布局，全国各个自贸区纷纷开启全新的开放探索，向最开放、最自由的自贸港迈进。我省自贸区挂牌已过1年，应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全力破解各项难题，抢抓新一轮国家政策机遇，奋力跨越为内陆型自由贸易港。

一、自贸试验区为何要升级

第一，自贸区赋权有限，更高层次开放难以实现。自贸区基本定位是：制度创新高地，非优惠政策洼地，因此，贸易自由化（关税减免）和投资自由化（负面清单）均为国家事权，自贸区无权决定，只能对贸易便利化（单一窗口）和投资便利化（实体设立）进行创新。但在当前国内外背景下，“便利化”创新作用有限，主要原因：一是自贸区进口货物以内销为主，非离岸贸易，受“二线高效管住”的约束，商品分销进入二线时依然要交税。由于关税减免是国家事权，因此“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对于内销为主的自贸区而言没有实质意义，货物在“一线”只是推迟几天交税而已。二是当前国内土地、税收、物流等成本居高不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史以来最大幅度减税及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拓展了资本利润空间，使得我国资本外流压力持续加大。而自贸区只针对外资准入“便利化”进行创新，无权实质性拓展资本盈利空间，招商引资作用有限，因为资本的根本属性是逐利。

第二，自贸区免税不免管，而自由贸易港免税免管。自贸区仍实行通关监管：虽“一线放开、区内自由”，但货物到港后，仍须向海关申报；虽有了“单一窗口”，但企业仍须办理通关手续。而自由贸易港坚守“负面清单+非违规不干预”原则，确保最开放、最自由的进出环境，有利于聚集全球要素资源，促进离岸贸易、离岸金融及离岸过境的快速发展。

二、自由贸易港的内涵

第一，自由港的基本定义。“自由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贸易促进工具，尚无统一界定，主要表述如下：

世界银行：自由港是一特殊经济区域，适合所有类型的经济活动，包括旅游和零售销售，允许现场居住，并提供更广泛的激励和福利。

美国：《自由贸易园区法案》将自由港定名为“对外贸易区”，指一个划定隔离区域，位于进口港或毗连进口港处，任何外国或国内商品，除法律禁止或由管理局规定为有害公共利益、健康或安全外，均可不受美国海关法的限制而进入对外贸易区域。

汪洋同志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提出：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自由贸易港的基本特征。一是营商环境自由，交易成本低微。自由港（如迪拜）被誉为“世界上最方便开公司”的地方，满足《京都公约》三个基本要求（境内关外、最少文件要求和被国家立法覆盖），不以税收为目的，向使用者提供多种税负优惠和便利化措施。二是经济全面开放，政府治理极简。自由港实现了“四要素”（贸易、投资、人员、服务）最高程度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自由港政府治理机构一般只有三级，甚或两级（孟菲斯、新加坡），即：国家、地方、自贸港管理局。三是严格事后监管和二线监管。为了应对由于宽松环境下不法活动的挑战（走私、洗钱、毒品等），自由港一般被物理围网和封闭管理，并严格事后监管和二线监管。

三、我省自贸试验区升级为自由贸易港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一，我省具有地理区位和政策叠加优势。我省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领头羊”及内陆开放“桥头堡”，是连接大西南及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经济圈的战略纽带，是陆海丝路的交汇点，是沟通泛亚、泛欧区域的物流大枢纽。此外，我省拥有1个国家级新区、17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国唯一科技城、自贸区等多项优惠政策叠加优势。

第二，双流空港和青白江铁路港客货运稳居全国前列。2018年1月，双流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317条，通达全球五大洲。2017年，双流空港客流量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四，货运全国第五；蓉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000列，集装箱货运占中欧班列总量近1/3，居全国第一。青白江铁路港是亚洲最大的集装箱中心站及国内功能最全、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先后获批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保税物流中心（B型），整车、粮食大宗商品进口口岸，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第三，海港缺失的四川自贸区亦可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本质是“免税收、免监管”，与港口类型无涉，可以是空港、铁路港及其组合，如上海“海港+空港”及美国内陆枢纽模式。鉴于泸州港水文、吞吐量的限制，我省宜采“空港+铁路港”模式。

四、推动我省自贸试验区升级为自由贸易港的六点建议

第一，着力优化“单一窗口”机制。我省目前通过“单一窗口”报关率不到60%，建议各部门协同合作，对标《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促进“单一窗口”提质增效：推动“单一窗口”版本升级（2.0版），大幅缩短通关时间（新加坡10秒）；扩容“单一窗口”功能，实现一次审验；促进三个片区协同联动，适应全国通关一体化；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优化货物通关流程。

第二，最大限度实现“四要素”自由化流动。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化流动是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四大着力点。货物自由化关键是提升“单一窗口”便利化；服务自由化关键是全面落实“负面清单”准入机制；资本自由化关键是向央行申请本外币自贸账户（FTA账户），实现“增量外汇为限的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人员自由化关键是向公安部申请延长外来人员过境免签时间（上海140小时），扩大过境范围至我省主要景区。

第三，切实破解蓉欧快铁运单物权之困。蓉欧班列运单物权效力缺失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障碍。基于实证调研，提出“三步走”建议：第一步，推动各当事方在买卖合同、运输合同、信用证中预设效力及法律适用条款，约定赋予班列运单物权效力及纠纷解决可适用中国法律。第二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后，推动国家出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法》，通过中国法律的域外适用，将运单物权效力延伸至沿线国家。第三步，伴随中国法律域外适用，亚欧区域形成相关判例后，拟定《欧亚国际货物运输公约》，并与沿线国家磋商签署。从而实现亚欧国际运输法的中国引领，提升我省在“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影响力。

第四，努力提升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尽快出台“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条例”，公布公开涉自贸区规范性文件，增加透明度与可预期性。深入推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商事制度改革，彻底消除“准生不准营”问题。构建全程电子化信息共享新模式，实现“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路”，企业注册时间对标经合组织（OECD）8.5天时限，打造吸引外资强磁场。搭建多元化争端解决协同服务平台，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法制保障。

第五，全面深化川港澳合作交流机制。目前，每年一次的川港澳合作活动主要限于投资、旅游、文化层面，对我省自贸区制度创新促进有限。建议充分赋予川港澳合作新内涵，向自由贸易港管理、离岸贸易/金融、国际旅游中转等方面拓展，构建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的合作交流机制。

第六，积极探索涉自贸职能职权集中行使。目前，我国自贸区管委会与其它职能部门之间权责不明，对很多创新事项没有最终决定权。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成功经验，“管委会”不仅是协调机构，亦是审批机构，甚至是唯一管理机构（如迪拜）。具体可由省政府出台决定，把涉自贸职能职权赋予管委会集中行使。